*采访原文载于《医学科学报》 (2024-08-30 第8版 观点)；企业新闻不代表转载文章或原作者的观点。
《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指出，结核病发病率在2010—2020年间的年递降率约为2%，然而在2020—2022年间又增加了3.9%。2022年全球有1060万新发结核病患者，高于2021年的1030万和2020年的1000万例。这使终止结核病的目标不仅未达到预期，甚至面临偏离轨道的风险。
面对这一挑战，卡尤迪作为分子POCT全场景解决方案的积极探索者，持续深化与国际顶尖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分子诊断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近日，卡尤迪团队成员赴美，与盖茨基金会、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及Global
Health Labs, Inc. (GH
Labs)等国际组织，就分子POCT创新技术在全球结核病防控领域的应用前景展开了深度对话。智能化、一体化、便携化的“闪测”分子POCT技术平台及其简便的采样和操作方式，获得了与会各方的高度肯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使用快速分子诊断方法替代痰涂片检测进行结核病诊断已成为行业共识，分子POCT技术能够为提升早期发现结核病及耐药结核病提供更多的帮助，特别是其随时随地、简便灵活的应用优势，将为医疗资源匮乏国家及地区的结核病筛查难题，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么，分子诊断在结核病筛查中的技术优势有哪些？新兴的分子POCT在常规分子诊断的基础上又有了哪些技术升级？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2035年“终止结核病”目标，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中国作为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正在通过技术创新给出中国方案。
“诊断、治疗和预防环环相扣，是终止结核病的三大‘武器’，特别是诊断要‘打头阵’。好的诊断工具能及时发现传染源，阻断人群和社区传播，减少结核病新感染的发生。”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细菌免疫室主任逄宇在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随着医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结核病诊断技术取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结核病目前主要有三种实验室诊断方法。”逄宇介绍，一种是痰AFB（抗酸杆菌）涂片，自19世纪80年代应用以来，已历经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另一种是上世纪研发的结核分枝杆菌培养；第三种是近年来方兴正艾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
“纵观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目前主要采用痰涂片的诊断方式，这是因为痰涂片检测成本相对较低。”逄宇表示，虽然价格是影响技术可及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从技术角度而言痰涂片灵敏度不足。在真正确诊的结核病患者中，痰涂片阳性率仅占20%～30%，更大部分的患者则可能在痰涂片检测中被漏掉。“细菌培养相比痰涂片灵敏度高很多，但由于结核分枝杆菌生长和繁殖缓慢，要得到阳性结果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逄宇表示，一般固体培养约需4周时间，即便是含营养物质更丰富的液体培养，也需10～12天。而这不能很好地满足临床需求。“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在这个时间内，患者得不到明确的诊断结果，就会延误治疗，甚至造成新一轮的社区传播。”逄宇继而指出，分子诊断技术弥补了传统检测技术的缺陷，不仅灵敏度更高，在标本含菌量很少的情况下就能得到阳性结果，而且克服了培养菌生长繁殖周期长的劣势，几个小时就能获悉诊断结果。特别是在微流控技术的加持下，分子诊断不仅实现低消耗、高效率、高通量和自动化，而且环境更封闭，可有效避免交叉污染，弥补结核病患者发现环节的缺口。一些分子检测平台成本过高，既需要大型设备和特殊耗材、试剂，又需要对实验室空间布局和操作人员作出严格的要求，因而限制了其在基层的推广应用。逄宇表示，为了早日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临床上呼吁适宜基层、即时诊断的分子检测技术。具体而言，就是要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同时每次只检测少数标本，与基层医院的门诊量相适应。
“我们要让结核病的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基层，惠及所有群众，不要让患者为了寻求结核病诊疗而千辛万苦地跋山涉水，要最大化减少他们的时间消耗和空间转移，这样才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最佳公共卫生策略，也能提高结核病患者的发现率。”逄宇说。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2020年成为我国分子诊断技术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之前，结核病分子诊断技术属于国际前沿技术，他们的产品在设备制造、技术操作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我国一直处于跟跑阶段。但2020年以后，国内医药创新型企业开始在这一赛道发力。“目前，我们的产品不仅在检测性能、周期上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解决了国际产品也未完全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便携性、单通道等，给基层推广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逄宇表示，从跟跑到并跑，我国分子结核检测技术领跑国际指日可待。结核病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结核病防控方面还面临很多未满足的需求，其中诊断困难是最突出的短板之一。逄宇表示：“他们也需要便宜的、快速的、简便的、适合基层使用的检测工具，而我们的产品刚好在性能和成本上具备这些竞争优势，未来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就有机会参与国际采购，为全球结核病诊断提供中国方案。”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终止结核病策略”，并提出2035年目标——与2015年相比，结核病发病率减少90%，死亡率减少95%，且没有家庭因为结核病造成灾难性支出。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然而，2022年全球结核病估算的发病率为133/10万，我国为52/10万。
面对这个似乎难以完成的目标，如何终止结核病拷问着每一个人。对此，逄宇表示，结核病防控主要从三方面切入。第一，有效的诊断技术。现有的诊断技术因可及性、灵敏性等问题，无法覆盖所有人群，特别是对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结核病患者，检测效果不理想，易造成漏诊。第二，高成功率的耐药结核治疗。由于既往抗生素使用可及性较高等，我国耐药结核患者比例较高，且目前治疗成功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三，高保护效力的疫苗。传统的卡介苗主要预防儿童结核发展为重症结核、结核性脑膜炎或血播结核等，在预防儿童结核感染和保护成人方面的效力有限。“针对这三点，我们希望优化诊断策略，研发新药，创新治疗方案，破解耐药结核问题，更希望有一种完美的疫苗，能预防结核感染，防止潜伏感染人群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患者。”逄宇说，但一款新药的问世至少需要十亿美元和十年时间，疫苗上市也不是短短几年内就能预见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发现传染源是最重要的防控手段。也就是说，诊断是最好的突破口。据悉，由逄宇领衔的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胸科医院细菌免疫学研究室自1955年成立以来，就聚焦于创新型结核病诊断标志物以及新技术的开发。“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些早期结核病患者因无法咳出有效的痰标本而难以确诊，为此我们和企业联合开发了舌拭子的检测方式，只需在患者舌头表面采一个标本就能快速诊断，不需留取其痰标本甚至进行有创操作，不仅减轻患者痛苦，而且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现在最快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仅需1小时，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标本进、结果出，但逄宇结合临床需求，仍然期望未来在半小时或20分钟内就能出结果，“这样就能帮助患者得到更早期的鉴别诊断和及时的后续治疗”。“实际上，现在的分子诊断技术不仅针对结核病，也覆盖了很多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只是结核病是其中最难诊断的一个。如果有一天人类攻克了结核难题，那么其他的病原体都不再是问题。”逄宇说，他们愿意啃最硬的骨头、涉最险的滩，坚持不懈，以诊断为“利器”，推动以结核病为代表的重大传染病发现关口的前移，助力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如期实现。
原文载于《医学科学报》 (2024-08-30 第8版 观点)
